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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宫轶事
慈禧太后与“万寿八仙宫”

    国色从来比西子,
    天香原不借东风。
    其意大概是慈禧借牡丹以自喻吧。慈搐太后在政治上耆耄之年,垂帘嗜权,祸国殃民,但这幅牡丹中堂还是可宝贵的文物,在“文革”中已经丢失,实属可惜。
    四是赐建山门、牌坊,特赐御棍两挺,并赐斯庵为“敕建万寿八仙宫”。大概在两宫回銮前夕,西太后与光绪帝还来过八仙庵,拈香拜神,因为这次拈香带有辞别和答神贶之意,为感谢神灵护佑之恩,特颁内孥银给八仙庵。以作为修建山门、牌楼之用。《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曰:“明年辛丑,回銮暂憩而去,从内务府大臣继禄之请也。……颁内孥银一千两建修山门,又给建坊银一千两。”①斯庵碑记亦云:“八仙庵亦蒙赏内孥千金,交总管内务府大臣工部左侍郎臣继禄,发给道士李宗阳,增修牌楼”。②慈禧太后还给八仙庵赏赐御棍两挺③御旨曰:“皇棍打死人不偿命”,用以保护八仙庵及其庙产神圣不可侵犯。大概在两宫回蛮之后的翌年,适乡间某处演神会戏,八仙庵亦于是日为神诞盛会,戏班子在乡下演,不能来庵。斯庵道土拿上御棍就把戏班叫来。当时陕西布政使为樊增祥,闻知此事,很有意见,便奏知朝廷。欲把御棍收回去。但此奏未发,因而解放后直至“文革”前夕,御棍仍在八仙殿内呈设着。至于特赐“敕建万寿八仙宫”字样,可能是由李宗阳先给陕西巡抚升允做工作,由升允在奏折中正式提出,并得到皇帝御批钦定的。升允的奏文刻记于八仙
庵的石碑,奏文说:“奏:再根据布政使李绍芬详据署西安府知府傅世炜稟据八仙庵住持李宗阳呈称,八仙庵为关中第一丛林……自是神庥广庇,有益民生。惟砚虽庙貌丰新,只沿
前代修葺,未奏谕旨敕建。今值銮舆驻跸三辅,偏氓既已普沾闿泽,百神效顺,自应共沐,怀柔详请奏恳,特赐敕建等因前来,臣复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八仙庵特赐敕建,以答神贶而顺舆情之处,出自逾格鸿慈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
    奏: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奉
    批:依此钦此”。①
    李宗阳尊照慈僖太后的旨意,精心筹划,进行增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96)山门、牌坊建成。《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云:“三十二年山门告成,遣派陕西左翼副都统克蒙额致祭。”“巡抚升允题坊额曰:‘宝慈祟福’,②同时,在牌坊对面,还增建了一个照壁,上题“万古长春”四个大字。八仙庵本来已经有一个结构完整的殿宇体系,现在又增建了宏伟的山门和牌坊,显得更加状观完美。加上特赐‘敕建万寿八仙宫”字样,这在封建社会的人们看来,八仙庵不仅拔俗升格,提高了声誉,而且无端披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就在清廷遣派克蒙额致祭,阖庵庆贺山门,牌坊竣工的同时,李宗阳又奉旨开坛传戒。我们曾把八仙庵在清以来的发展称为鼎盛时期,而李宗阳任住持期间,可以说是这一发展的顶点。
    民国初年,八仙庵还兴办了一所义学,学生达百余名,后由于教育界推行新学制,这所义学才又停办。到民国14年(1925)方丈陈园心还传了一坛戒,此后再没有传过戒。
    在民国年间,八仙庵还有过两次较大的修葺。1935年至1938年的监院为唐旭庵。唐旭庵本名唐宗煜,旭庵是他的道号。他于1932年出家于青岛海云庵。越3年,游于四川成都之青羊宫,为富户沈之青所请,唐避而走西安八仙庵。1934年或1935年被推选为本庵监院。据传,唐与当时陕西省主任杨虎城将军有异姓结拜兄弟之谊,唐长杨一岁为兄,由于这种关系,唐全面修葺八仙庵的打算得到杨虎城和当时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大力支持,并发动全省各界捐助二万多银元。唐利用这笔资金,先重修了吕祖殿、太白殿,继而又对中路的灵宫殿、雷祖殿、八仙殿、斗姥殿及正院两边厢房、山门等,进行了全面修缮。1938年峻工、立碑石①以记此事。1939年郭静阳当选为斯庵监院。郭静阳又名郭合喜,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爱教的道士,在他当家期间,严于戒规,善事管理,还把斯庵原来只有单道本结构的牌坊,改为双道结构的砖牌坊,使牌坊更加大方壮观。他任监院期间最大的贡献,是他和周秋阳道土一起,利用八仙庵掩护宣传抗日救亡的刘子恒先生与我党代表、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经常在斯庵后面的窑洞中秘密会晤。并为他们之间往来传递书函和秘密文件。  日本投降后,周秋阳还把林伯渠关于
    开展“反内战”斗争的信件转给刘子恒先生。建国后,林伯渠还记着郭静阳和周秋阳为推动抗日和后来的反内战斗争所作的贡献,提出给八仙庵一名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代表名额。后得知郭、周都已谢世,只好作罢。刘子恒先生在缅怀郭、周道长的一首诗中写道:
            荐君代表惜未果,
            九九羽化白云乡,
            至今戒碑留古庙,
            大名犹列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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