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素来参与治病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治疗方法：在早期道教的传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手段，是以符水为民众治病，病愈者便算信道，收为徒众。与符水治病的同时，很多道教徒出於以识药性、知保健养生之方为寻找长生不老之方的初步手段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认为能替人治病是一种阴功，积累阴功才能得授仙道，所以刻苦钻研医术。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不少名医，有的还是对一定时代的中国医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比如东汉末的华佗，晋的葛洪，齐梁时的陶宏景，唐代的孙思邈，都是一代高道，又是一代名医，其有关的方法、理论，都丰富了祖国医学，在医学史上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道教医学对於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往往以宗教与科学相混杂，以对鬼神的信仰来解释疾病，又对具体病症作相当深刻的观察与描述，至於治的具体措施，也常常是辨症施治，药物、气功和符咒并用。这里从法术的角度介绍其治病方法，著重说符咒和施法仪式的一面。

    符咒和禁气治病起源於古代的祝由科，在道教中获得扩张、发展，形成庞大的体系。以咒术治病并不是道教的发明，而是从中国古代的祝由术继承而来的。不过，道教在长期的治病实践中，创造了大量的针对具体病症的符、咒，以及相关的运用它们方法。只要翻一下《素灵真符》、《符咒全书》之类，便对道门对疾病分类之细，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治病过程中，道士除施予符咒的同时，往往夹杂著发放外气，帮人导引按摩。宋初释文滢《玉壶清话》记载说：「白鹿洞道士许筠，世传许旌阳（晋代著名道士，道门中尊为许天师，净明派引为始祖。因曾任旌阳令，故称许旌阳。）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摄魔还精符》按摩起居，以济人疾。」他行的是按摩术，但又用符，显然是二者的结合。原来，古代的气禁之术，是通过边念咒，边布气，－－－布气时要用一定的手势，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掐诀，以期引起外物的变化，包括治病痛驱邪气。道教吸收了这种做法，而且充分发挥了本身长於炼气，内气充盈的特长，大大地发展了禁气治病的方法。《晋书．方伎传》记述一个叫幸灵的方士用气功为人治病的故事，说吕猗的母亲得病瘫痪了十多年，请幸灵来治疗，幸灵离吕母几步，瞑目坐著静静地不出声。过了一会儿，说：「请扶夫人起来坐。」吕猗说：「夫人得病已经十年了，岂可以突然让她坐起来？」幸灵说：「姑且扶扶看。」於是由两个人将她夹持著站了起来。再过了一会儿，夹扶的人离开，她便能走路了。这就是用布气的方法治病。宋代的苏东坡曾经在《东坡志林》一书中说：「学道养气的人，在自身气充足之馀，能将气给别人。京城附近道士李若之就能这样做，叫做布气。我二儿子苏迨自小虚弱多病。李若之和他对坐著为他布气，迨觉得腹中如同初升的太阳照著，温温的。」（学道养气者，至足之馀，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同书又记述说：欧阳修有足病，症状稍有点奇怪，医生们没法子治好，道士徐问真教他汲引气血，从脚後跟引至头顶心，照他的话做，病便好了。这是比较典型的以气功为人治病。不过经常的情况，则是道士在以符咒给人的同时，配合以布气等法。

    道士对某些传染病的传播方式及隔离措施有相当正确的认识：比如道士知道肺结核（古代称尸注、尸瘵）具有顽固的传染性，指出，它的传播方式常有食传（通过与病人共同进餐或吃病人剩下的食品而被传染），衣传（穿病人衣服，用其被褥等被传染），以及屋传（病人尤其是病死者的所住房空关多年後，仍有传染性，不知道的人住进去仍会得病）。同时他们也已正确地指出，这种病的病因是像「血片似的」「小虫」－－现在知道它们是结核菌。所以在行法时，除用符水为病人禳解外还将病人用过的衣物烧去，将病人吃过的食品等扔入河中，以杜绝传染。

    驱逐各种瘟神、蛊神在治病法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送瘟神的法事：原来中国古代有驱傩的习俗，每当年末岁终，便要由人扮演各种驱鬼食凶的神兽，驱赶疫鬼。大约宋代，江汉一带的民众形成将五方瘟神请上华船，敲锣打鼓将瘟神送走的风俗。道教的送瘟科仪，正是其俗的规范化。在这一科仪中，主要的特点在於要造船，至於这船，有用纸札的，有用真船的，也有用茅草等物的，大抵是根据地域、物产的不同而随宜处置。然後经过符咒，法师的存想，有时尚要加以踏罡步斗和舞蹈（如江南某些地方的舞茅船），将各类瘟神、殃神、蛊神等，请上华船，领受饯别华筵，再明白告示他们离开此地。同时令各路神将押送瘟君上路。最後，是将船烧毁或放入流水中漂走。毛泽东《送瘟神》一诗中提到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便是将纸船焚化的做法。这一法事在当地发生流行病时，或者一般地祈求地方安宁时，都常举行，是一种民俗性极强的法术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