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去恶的主体是人：人能知善，但知不一定去做，知与行之间可以统一，也可以分裂，只有能知善又能行善，才算真知实行，真正有德。所以，道教说的积功累德，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修德，主要靠实践。通过实践前面提到的各种行善的准则，逐步体悟其中的真谛，慢慢积累，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这就要求：
首先要时时戒省：修德靠自己，别人无法代替。至於修与不修，全在每人的自觉。没有自觉，要别人耳提面命，那样修不了德，即使偶尔为之，也不可能持之以恒，碰到艰难险阻，难免半途而废。道门中历代高尚之士，之所以受到人们敬仰，无一不是发大宏愿，道心坚定，持戒不懈。唐朝高道司马承祯，名高德重，受到皇帝征召，许以高官，但他视富贵如浮云，坚辞还山。另有一位道士卢藏用，原来也隐居修道，名气响後，便应诏出来做官。他在送承祯还山时，指著京都附近的终南山说：「这儿本来就有好去处，何必跑去天台山呢？」司马承祯嘲讽地回答：「以人我看来，这不过是当上大官的捷径罢了。」後人从此概括出「终南捷径」的成语，专讽刺那些用心不坚希望走捷径捞好处的行为。卢藏用半途而废给人留下笑柄，也留下教训。修德必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住外界的干扰引诱，关键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见善即行，见恶远避，有过即改。
其次必须少私寡欲：上面提到卢藏用守道不终，原因在於他带著自私之心，又怀著追求荣华富贵的动机。也许他开始时还不是这样，但一旦成名，便改变了初衷。上面提到的种种善行，都要求自己无偿付出，若是用利己之心去参与，最多可以行之一时，决不能持久。老子说的「少私寡欲」正是行善修德的根本指针。若是处处从个人出发，以自己为中心，就不会有对人类对万物的慈爱之心，甚至於对同胞的痛苦麻木不仁，又哪里谈得上济人所急？怎麽会去从事那些为人尤其是穷苦人而设的慈善事业呢？在现代社会里，以个人为中心，往往表现於为一己的享受而追求物质利益，被物欲牵缠既久，迷不知返，离纯朴之德越来越远。所以对现代人来说，寡欲尤其显得重要。
再次还要有帮助修养德性的具体方法：这一方法，主要是将功德和过失都加以量化，使每人可以从自己的行为评价自己过多於功，还是功大於过，并且知过而改。道教中历代高士经过反复实践、研究和改进，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功过格》便是这种量化方法的经验总结，也是提供给人们的有效修身工具。
《功过格》的方法：《太微帝君功过格》这样介绍：凡受持之道（方法），常於寝室床首置笔砚簿籍，先书月份，次书日数，於日（日期）下开功、过两行，至临卧之时，记终日所为善恶，照此功过格内名色（每一细则）数目（指某事合多少功或多少过）有善则功下注，有恶则过下注。不得明功隐过。至月终计功过之总数，功过相比，或以过除功，或以功折过。折除之外者，明见功过之数，当书总记（计），迄，再书後月。至一年大比（总评估），自知罪福，不必问乎休（吉）咎（过失，凶）。
《功过格》要有具体的细则，以便於操作。比如∶赈济鳏寡孤独穷民百钱为一功，贯钱为十功。如一钱散施积至百钱为一功。米麦币帛衣物以钱数论功。饶润穷民债务亦同此论。济饥渴之人一饮一食皆为一功。济寒冻之民暖室一宵为一功。
救有力报人之畜一命为十功（谓驼骡牛马驴畜等），救无力报人之畜一命为八功（谓山野禽兽之属），虫蚁飞蛾湿生（指水中生物）之类一命为一功。
功的量化十分具体，过的量化也是如此∶
穷民不济为一过，复加凌辱一人为三过。
偷盗人财物或教人偷盗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
若见偷盗不劝为一过。赞助偷盗为五过。
不义而取人财物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因而谋害其过加倍。
每一功过格实际所载的内容非常具体，条目也很多，这儿只举一些例子。有具体的条目和功、过的数量，二者相比较，就可以判定自己究竟做得怎麽样。同时通过逐月、逐年的比较，也可以评判自己在道德修养上有没有进步。
使用功过格基础还是人的自觉：功过格提供了帮助修养的方法，但能否正确运用，还在於自己。如果有功就记，有过则瞒，那麽非但形同虚设，而且欺人欺己又欺天，反而过上加过。
道士要守道戒，比一般信徒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道士是道教的专业的神职人员，或者是主动出家专以追求成仙获得宗教解脱的人员。他们献身於道教，平时受到严格要求，比常人更亲近神仙，除了自己修炼以外，还要指导一般信众，因此必须具备较高素质，包括道德水准。在他们内部，作为行为约束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是遵守道戒。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反复强度，行法之士，戒行为先。（参看《道门十规》）道士随道阶的不同，要受严格程度各不相同的戒律。一般道阶越高，戒律越严。比如全真道士在初真（初受戒）和中极（第二阶段受戒）都有几十至三百不等的戒。在道教经书中，戒律形成一大类，每一组戒从五戒到数百戒不等。在各宫观中，还依据道戒和自己的具体情况，编定若干清规。戒律和清规，对道士的言行和思想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指导。它们规定了道士道德修养的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