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幾乎沒有哪個統治者不利用宗教來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服務的。產生於我國東漢時期的 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從民間道教被改造成為上層化的士族道教之後，總被統治者當作維護 其統治的工具。本文即從此角度觀察道教文化與歷史政治間的關係。
因為道教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歷代道教的興衰，幾乎都和當時政治社會的演變有著直接 的關係，道教的發展和演變，也往往對當時的政治社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為此，要研 究歷代道教的發展和演變，除了研究道教自身發展的規律外，還必須和當時政治社會的演變 相聯繫，否則很難弄清道教發展與演變的來龍去脈，也不易了解道教的發展與演變對當時政 治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簡言東漢
一般道教史研究者皆同意道教正式創立於東漢末年，其標誌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現。因 為當時政治非常黑暗，外戚和宦官專權，豪強之間武裝爭鬥，大地主兼併土地，人民生活愈 來愈悲慘，被迫到處發動抗爭而在社會的動盪之中，精通方術、道術、讖緯之學的方士、儒 士們紛紛建立帶有宗教色彩的集團。這對於失去土地、到處流浪的人民來說，他們需要一種 新的信仰來代替遭到破壤的舊的信仰，需要一種可依賴的組織來代替被解體的村落共同體。 這種需要反映了他們迫切要求擺 脫無休止的貧困和災難，重過安定生活的強烈慾望。因此， 帶有宗教色彩改朝換代賜福的宗教活動，很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仰，將他們吸引到宗教小集團 中。在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下，道教正式創立。
在張道陵時，即建立「二十四治」。這個「治」相當於今日所謂「教區」。以作為其宗教宣 傳的組織。到了張魯時候，五斗米道的教區已擴展到四十四治，其中包括新增的四品別治、 八品配治、八品遊治。 這說明當時的教民是有組織地進行活動的。陸修靜《道門科略》說： 「天師立治置職，猶陽官郡縣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編戶著藉，各有所屬。」這正是就 五斗米道的組織情形而說的。也因如此，奠定了道教發展的基礎，卻也擺 脫不掉與歷史政治 的關連。
魏晉南北朝
在張魯降曹後，曹操深怕宗教組織為有心人利用，故對五斗米道的發展嚴加管制，所以五斗 米道的組織系統可說是宣告解散了。在南北朝以前，道教主要在民間流傳，往往被某些政治 勢力所利用，與統治皇朝發生政治上的對抗。漢末的黃巾起義，漢中張魯政權的建立，晉代 的孫恩、盧循事件，都是較為顯著的事例。道教經過二百餘年的流傳和演變，到南北朝時 期，逐漸依附於統治皇朝，制訂出一套為統治者服務的制度和儀法，而統治者一般也相應地 執行扶植和利用道教的政策，道教遂由民間性質的宗教逐漸轉化為由官方所控制的宗教。而 葛洪就是此時期的重要關鍵人物。
由於原始道教發展之初即具有反抗統治者的特性，且又廣泛流傳信眾廣佈，致使統治階層對 其不信任，處處限制其發展。但此時出身貴族的宗教家-葛洪，開始對原始道教進行改革， 貶抑符水治病等原始道術，繼承漢代以來的仙家傳統，反覆論證神仙實有，提倡透過金丹等 修煉成仙。其所著的《抱朴子》，是道教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有多種方術的重 要著作，為道教理論的系統化作出了貢獻。因葛洪將原始道教從救世度人引導到個人的度世 成仙，不僅消弭了農民的反抗性，也滿足統治階層自秦皇漢武以來的長生幻想。同時對道教 神學進行整理和提高，將道教理論同儒家思想緊密結合；以道為本，以儒為末，增加儒家倫 理道德的比重，使原始道教的理論變得更加精緻，更加符合統治者的需要，方便統治及維護 社會秩序，使道教因此能獲得蓬勃的發展。
在北朝方面，寇謙之曾把記載符籙科儀的《錄圖真經》六十卷獻給魏太武帝，權臣崔浩也因 信奉道教，師事寇謙之，向太武帝再次舉薦。太武帝採納崔浩建議，信奉新天師道，重用寇 謙之等，在京城大設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國號亦改為太平真君。太武帝還親至道場， 受符籙。在崔浩鼓動下，太武帝還發動了一次滅佛運動。從此道教成為北魏國教。經過寇謙 之的改革，道教無論在教義或制度上都日趨完善，也使依靠帝室發展的北天師道取得了巨大 成功 。
另一方面，南朝宋文帝也在宮內召見深具道行的陸修靜。王太后雅信黃老，降母后之尊，向 陸修靜執門徒之禮。太始三年，宋明帝以禮敦請，親自問道。並在北郊天印山築崇虛館，供 陸修靜居住。故陸修靜致力改革南朝天師道，並大力發展道教，宣講教理、名震朝野，在道 俗中贏得極高聲望，使得道教非常興盛。他還奉敕廣收道經，加以整理甄別，集經戒、方藥 、符圖等一二二八卷，分為三洞，奠定了《道藏》的初步基礎，並制定種種戒律及創立道教 儀式，使道教的齋戒科儀達到成熟完善的階段。太始七年，陸修靜獻上《三洞經書目錄》， 是為最早的一部《道藏》書目。
南朝梁武帝更與道士陶弘景交厚。禪代之時，陶弘景援引圖讖，擬定國號為梁，於是朝中大 事，梁武帝無不派人入山諮詢。陶弘景雖身在山林，卻能左右國家政局，因此被稱為「山中 宰相」，顯赫一時。齊梁間王侯公卿從陶弘景授業者達數百人，紛紛拜倒在他的門下。此時 道教所受到之重視由此可見一般。
隋唐五代
隋王朝時間短暫，在政治上對道教還未來得及作出重大措施即告滅亡。值得一提的只有隋文 帝的開皇年號取自道經。而隋煬帝則多次宣詔道士徐則、宋玉泉、孔道茂等入宮留侍自己。 這三位道士擅長辟穀 術。隋大業七年，煬帝遣崔鳳舉迎請茅山派道士王遠知，見於涿郡臨朔 宮，親執弟子禮，請教神仙之事，後於京師洛陽置玉清玄壇以處之。而隋王朝重視道教乃在 利用其傳統迷信因素為其服務。如道士張賓和焦子順就向楊堅密告受命之符，暗示他當為天 子，幫助他奪取北周政權。楊廣也曾從道士徐則受道法，利用他為自己奪取王位效勞。而道 士們為他們出謀獻策，也無非是想獲得統治者的支持，以抬高道教的影響力和自己的身價。 在統治階級的扶植下，隋代道教上繼南北朝，下啟盛唐，經過一小段穩定發展的時期。
到了唐代，道教得到唐朝統治者的崇奉和扶持。使道教文化在唐代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發展時 期，社會地位也大為提高，道士的人數也日益增多，道教的組織也空前龐大。道教宮觀不僅 遍佈全國，而且規模也更加壯觀了。道教理論，修持方法等方面也有了重大的發展。當時道 教的地位是居三教之首，在儒、釋之上。 這是因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與唐朝皇室同姓。 這本來是一種巧合。但是，在門閥風氣仍然很盛的唐初，唐高祖、唐太宗為了抬高自己的出 身，為了神化自己的統治，遂攀上太上老君為先祖，將太上老君封為祖神、族神。所以，唐 代非常尊崇老子，道教也便受到優待。
比如，唐高祖李淵重用道士王遠知，授他為朝散大夫，並賜縷 金冠和紫衣。太宗規定佛道在 宮中的順序是道先僧後，他為王遠知在茅山修太受觀，在亳州為太上老君修老君廟。高宗下 詔全國各州修建道觀，上州三座，中州二座，下州一座。又參拜老君廟，上太上玄元皇帝的 尊號，建祠堂，設祠官。規定王公百官都要學習《道德經》，作為考選官員的課目之一。後 又規定《道德經》為科舉內容。高宗和睿宗都曾送女兒當女道士，並為他們先後修了太平觀 、金仙觀和玉真觀。高宗信用道士潘師正、劉道合、葉法善。中宗則優待道士史崇玄。在唐 代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其中雖然有一些信仰和幻想長生成仙的因素，但我們可以明顯地 看出，更多的應該是出於統治階級政治上的需要。為了李唐王朝與老子的血緣關係，幾乎所 有的唐朝皇帝都大肆崇奉並扶植道教，使其處於國教的地位。
到了五代，不少地方王朝尊奉道教。前蜀王建、王衍父子尊禮杜光庭。後蜀孟昶召道士程曉 詢問長生之法。他身為蜀主，通曉金丹口訣，親撰《陰符經》注和《參同契》注，並喜好房 中術。吳王楊行密也為道士聶師道建玄元官，令其祈禳降福，祈雨祈晴，授予逍遙大師尊 號。南唐烈祖、元宗令道士為自己煉金丹。烈祖更為茅山派第十九代宗師王棲霞修建玄真 觀，賜予金印、紫綬，封玄博大師。而五代著名道教學者譚峭和陳摶，與世隔絕，隱遁山 林，雖不願與統治階層有密切關係，但仍受到敬重。他們的學說對後來的道教產生了深遠影 響。
宋元明清─分化與衰微
宋遼金元(960～1368)四百餘年間，道教進入了一個發展、變革的新階段。這一時期，各種社 會矛盾相當尖銳，民族矛盾尤為突出，道教的興盛、發達，與貫穿這一時代始終的民族矛盾 關係至深。
北宋王朝雖然結束了五代五十餘年的動亂，使社會生產、文化得以舒展、繁榮，但其國力遠 較漢、唐為羸弱，加上遼、西夏、金的侵擾，嚴重威脅著趙宋王朝的安全，為了乞助於道教 神靈以解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安定民心，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北宋歷代帝王對道教皆相當 崇奉，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稱。真宗在與遼立澶淵之盟後，為粉飾太平、神化皇權，仿效 李唐，製造了「天書」下降、「聖祖」降靈等道教神話。真宗還命王欽若、張君房等校刊、 編輯道藏。徽宗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寵任林靈素等符籙道士，通過行政命令強制推行 神霄道教，一度崇道抑佛。
遼國、西夏統治者，對境內道教亦採取保護政策。而金、南宋統治者則吸取了宋徽宗崇道亡 國的教訓，對道教在長時期內皆無特別的崇奉，實行嚴格的管理。但這一時期，南北戰事頻 仍，後期又加上蒙古的入侵，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更為激化，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沈重苦 難，促使民間的道教活動空前活躍。在女真族為統治主體的北方金國，興起了太一教、大道 教、全真教三派新道教，廣泛流傳於民間，呈蒸蒸日上之勢，金廷於防範之外，不得不給予 承認，到金貞祐南遷後的衰落時期，對新道教更多所利用。在南宋，也有淨明道、金丹派南 宗等新興道派出現，民間的齋醮祈禳等道教活動，十分盛行。
這時期最值得一提的是全真道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會面。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主要乃在求長 生之藥，但丘處機卻回答：「有養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這一回答非但未令成吉思汗失 望，反而獲得信任與稱讚，尊稱他為「丘神仙」。並在丘處機準備啟程返回中國之前，下詔 免除道院和道士的一切賦稅差役，並命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此次西行，不但使丘處機 成為風雲一時的大人物，成為統管佛教和道教的總首領，同時也使全真道得到更為廣泛的傳 播。可見政治力量對宗教發展的影響力有多大。
明清兩代(1368～1911)五百多年，是道教從停滯走向衰落的階段。在內部，教團的腐化，在外 部，理學的強力排斥，民間宗教的爭奪地盤，失去統治者的崇奉扶植等多種因素，促使道教 漸趨衰落。明清兩朝統治者對道教的態度頗有不同。明代諸帝對道教皆相當尊崇敬奉，對道 教教團管理嚴格。明太祖一再敕令，清整佛、道二教，他從順應民俗、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的 目的出發，保護道教，命道士編成齋醮儀範，突出宣揚封建倫理的內容，定為玄門統一格 式。明成祖崇奉真武神，利用真武顯聖的神話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大修武當山道教宮觀，建 齋設醮，並派人多年尋訪高道張三丰，表現出虔誠的神仙信仰。成祖以後的明室諸帝，對道 教的信奉多侷限於低層次，營事齋醮，迷信扶乩降仙、各種方術。明世宗朱厚焜，尤為宋徽 宗以後唯一的崇道昏君，醉心於長生仙術，並寵任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方士求寵成風， 宮中齋醮無虛日，引起人民反感，導致道教走向衰微。
而滿清貴族對道教本無信仰，入關後對已衰落了的道教並不重視，所以利用道士齋醮作法之 事，比前代要少得多。從乾隆朝起，道教的政治地位日漸下降，被統治者看作名山勝景的點 綴品，失去了影響政治的力量。乾隆以後對道教的管制，漸形鬆弛。道教已無法挽回昔日的 榮光，每況愈下，逐漸走向衰微。由前述資料可知，道教文化之興衰，與政治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就道教而言，當道教失 去統治階層的青睞時，其宗教發展便失去重要助力；反之，則可達繁榮興盛之地步。而就統 治階層而言，道教則有助於塑造君王權威及管制人民思想的作用。二者可謂魚幫水，水幫魚 之關係。
而歸納歷代封建統治者所以扶植道教，大致有以下一些原因：其一是利用道教神靈來製造皇 權神授輿論，以達到神化皇權和神化帝王的目的。其二是利用道教祈福禳災法術來「佐國濟 民」，其實是利用宗教迷信達到欺騙群眾和安定社會的目的。其三是利用道教勸善懲惡教義 維護三綱五常的道德倫理。其四是利用道教抑制或反對佛教、巫教等教派的流傳和發展。其 五是利用道教清靜無為思想作為治國之策和養生之道。其六是利用道教神仙方術以求長生成 仙。故造成了道教文化與歷史政治間糾纏不清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