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道教的大体情况：道教发生于民间，并组织了起义，威胁到统治者，于是从魏晋起，当政者即对道教采取两手政策，一手限制甚或镇压，一手改造和利用。这样的政策促使道教发生分化，加上士族知识分子的加入道教，使道教队伍的成分构成出现新的情况，于是道教的一部分从民间走向官方，演变为官方宗教，一部分则继续活动于民间，组织起事，还有些士族知识分子道徒则隐居山林修道。这是两晋道教的大体情况。

    西晋道教：自黄巾起义失败后，由于太平道遭残酷镇压，而五斗米道张鲁归降曹操后获得高官，与曹氏联姻，具备了比较有利的传播条件，所以米道逐渐流传到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取而代之，以后改名换姓为天师道，传播南北各地，三国时，曹魏有方术之士甘始、左慈等各有一套道术，这些道术在北方的民众中有一定的诱惑力。建安二十年(公元217)北方瘟疫流行，老百姓都挂起道教的符咒以避疫，可见道教符水治病的传统在这些地方很深厚。东吴有化名于吉的道士在进行宗教活动，主要是以符水治病，其影响上达宫廷和军队将领，下及一般百姓与士兵，终为当政者孙策所杀。还有个叫李宽的道士由蜀入吴，祝水治病，于是避疫的的吏民，依附李为弟子者近千人，升堂入室道术较高的弟子学的是祝水三部符和导引行气，这些人再转相传授，一时徒众布满东吴，动有千许。西晋时，五斗米道在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徐州琅邪郡已经流行，一些士族大家开始奉道，如王氏、孙氏等。孙氏一族中的孙秀成为赵王伦的心腹宠臣，用五斗米道帮助赵王伦作乱。西晋末年蜀地六郡流民拥李特为首起义，特死，子李雄继续率流民战斗，青城山道教首领范长生资给其军粮。李雄破成都后，将范迎到成都，封为丞相；雄称帝后，又加封范氏为天地太师、西山侯；优待其部曲免除兵役，租税归范所有。很显然，五斗米道在巴蜀之地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首领保持了张陵、张鲁私养部曲、收租税的习惯。

    东晋道教：东晋十六国时，门阀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更多，出现了所谓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琅邪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韦氏，道教进一步深入上层社会的门庭，成为统治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这时候，南北方都有人托名道士李弘起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北方有些汉族人士在少数族统治下托言老君治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希望「六夷宾服」，恢复汉族的统治。还有的人期待救世主太上老君降临，使人们摆脱苦难的命运，「天下大乐」。道教在乱世的苦难民众中广泛流传，给他们一线隐隐约约的希望。东晋末年，五斗米道士孙恩利用道教暴动，这场暴动是在东晋王朝侨迁士族和土着士族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东晋王朝不久也就垮台了。在东汉末到东晋末的短短两百年中，以道教名义组织的起事如此之多，其中黄巾起义和孙恩暴动竟危及东汉和东晋王朝的生命，这迫使统治者思考对策。

    迎合统治者治平天下的需要，一些士大夫出来按照自己的构想改造道教，其代表人物为东晋葛洪。葛洪生在道教世家，叔祖葛玄随从有名的术士左慈学道，被后世道徒尊为葛仙公。葛洪师承仙公之道，并发展起一套有系统的神仙理论，完成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建构工作。葛洪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政治上不得志后，转而独善其身，道教成为他修身养性的最佳补品。他的主要着作是《抱朴子》内外篇，内道用以养生求仙，外儒用之兼济天下，充分体现了魏晋玄学家儒道互补的特色。当时门阀士族急待解决生命问题，幻想不死，葛洪回答了这些问题。葛洪的理论坚定了帝王将相和士大夫们对道教神仙长生说的信仰，他们当中历代都有人服食金丹。葛洪的理论丰富了道教较为贫乏的宗教教义，开了南方道教注重教理研究的风气。更重要的是，葛洪将道教神仙学体系和儒家纲常名教紧密结合，强调修仙必须以遵守儒家伦常为先决条件，这样就将道教改造为符合统治者要求的宗教。

    两晋时代是道教逐步走向上层化的时代，也是道教为士族上层所逐渐认识并加以改造接受的时代，由此引起道教本身的分化。这种情况一直向南北朝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