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至盛唐时代道教的特点：隋至盛唐时代的文化可用「交融」二字来概括，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的道教亦以「交融」为特色。南北道教的大汇合带来了道教发展的大兴盛，统治者的狂热崇道则推波助澜，使道教对社会上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道教教理的精彩纷呈，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隋代道教：从道教发展史来看，隋代道教正处於一个转捩点，为唐以後道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作了准备。这种转折是道教自身发展的结果，也与隋统治者宗教政策有关。隋文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利用道教来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他利用道教符谶，为其夺取政权造舆论，并为其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作神学论证。他十分关注并积极支持道观的修建和道徒的发展，并在晚年对道教神仙长生说产生了信仰。隋炀帝与其父一样，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隋炀帝还曾集中学者撰作新道书，并编撰道经目录。隋代佛道并重的政策，不仅对道教的发展关系重大，而且对唐统治者也有深远影响。

    隋的统一，使南北方道教的交流更为便利，南方的上清经法传到北方，南北各具特徵的道教逐渐融汇，这是隋道教不同於南北朝的一个特点。这时候，由上清派演变而来的茅山宗，不但巩固了在南方的传统范围，而且逐渐占据了北方，这与当时的茅山宗领袖人物王远知的活动分不开。王远知从南方到北方进行传道活动，大业(公元605--618)中收潘师正为弟子，潘後来成为茅山宗在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总的来看，隋代道教南北的融汇，是以南方茅山宗为主，直接为唐代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从隋代道教的地理分布来看，除了京畿之外，还有汉中、巴蜀、江南等热点区域。隋代道教徒大多积极参与了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民间道教的活动逐渐衰落。据《隋书·经籍志》，隋代道教的特徵主要有：第一，尊崇元始天尊，奉为最高神。第二，授道者必须经四十九年始得传授人。第三，传授道法的要旨归於仁爱清静，经渐渐的长期修行而致长生。第四，传授道法的先後品次是，先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次受《洞玄箓》，最後受《上清箓》。第五，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第六，道术以符箓为胜，符箓派占主导地位。综合上述，隋唐道教是在沿著上层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又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色，并以茅山宗为主使南北道教融汇合流，为唐道教的兴盛准备了内在的条件。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它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初至盛唐的统治者与道教：唐代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即广泛利用道教为他制造舆论，称帝後确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其先祖，在羊角山修建了老君庙，取名伏唐观，祠祀老子。高祖李渊又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力图把道教排在佛教之前，还派使臣把天尊像送给高丽，派道士到高丽宣讲《道德经》，使道教传播到了国外。唐太宗李世民和其父李渊一样，尚未登基之前，即和道士有密切的关系，道士王远知曾预告其「作太平天子」，登上帝位後即优宠王远知。太宗李世民崇道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贞观前期以《老子》清静无为思想治天下这一方面。他也尽量设法提高道教地位，实行崇道抑佛政策，於贞观十一年(公元637)明确宣布道教在佛教之上，崇道就是发扬「尊祖之风」。他晚年追求「神仙轻举」，服长生药，终於因此而丧生。继位的高宗李治，追号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为先天太后」，规定王公百僚皆习《老子》，并令士子加试《老子》，贡举人皆须兼通。女皇武则天，虽号称佞佛，但也利用道教图谶为其登上皇位制造根据，并拉拢利用道士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在信仰上毫无疑问是笃信佛教的，但对道教的神仙长生也是有所追求的。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她曾令道士为其章醮、投龙作功德，又令道士炼药，供其服食。总的看，武则天与道教的关系较为复杂，既利用又抑制，视政治上的需要而定。

    唐代皇帝尊崇道教的第一人当数玄宗李隆基，在他大力扶持下，唐代道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他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後世特别是宋代皇帝的崇道之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玄宗崇道主要表现为：第一，尊祀玄元皇帝，掀起狂热崇拜，利用种种机会颂扬其圣祖玄元皇帝，所上尊号越来越多，并亲自导演了玄元皇帝降临的神话剧。第二，玄宗登基得到道教人士的支持，称帝後便提高道教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特别优宠茅山宗和张天师一系道士。第三，玄宗将崇道纳入科举教育体系，官吏考选，多有道举出身者。第四，玄宗崇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服丹药，且常将药物赐於臣下。

    总之，从唐高祖到唐玄宗，除武则天时崇佛超过崇道外，基本上是以崇道为主，在崇道的同时也不排斥佛教。由於崇道，使道教在此期间获得迅速发展。又由於统治者积极向周边地区及邻国传播道教及其经典，此时的道教国际影响也较大，在一些邻国流传开来，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使者加强了唐帝国与各国的友好往来。盛唐的道教同样充满了「盛唐气象」，这从当时道派的融合兴盛中透露了出来。

    初至盛唐道教的道派融合：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化发展之後，到隋唐呈现融合之势，这种融合在南北朝末已发生，隋的统一打破地域分割，为融合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唐承隋而继续推进融合，带来了道教的繁荣兴盛。由於融合，使原先个性特徵十分鲜明的各个道派，逐渐在教理教义和宗教仪式上，互相渗透，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状况，难以区分，甚至像南北朝时发展一度超过上清派的灵宝派，此时却似乎「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传承关系已不十分清楚了。此时的道派融合以茅山宗为主进行。茅山宗是唐代道教主流派，善於吸取各家各派之长，它在教理上受重玄学派的影响，又吸取了灵宝斋法，正一法也融入茅山宗。到唐玄宗朝的司马承祯时，北方的嵩山、王屋山和南方的茅山、天台山等，均成为茅山宗传道的热点区域，茅山宗还传到了蜀中。这些都与司马承祯的努力分不开。茅山宗之所以成为唐道教的主流，从内在因素说，主要是由於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使茅山宗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障。从外在因素说，茅山宗的历代宗师大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活动，使茅山宗在政治风云中不仅未遭受打击，而且还获得不同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这也是它兴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隋唐道教南北方不同派别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为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内在条件；而南北朝以来的三教论争，到隋唐更是经常进行，这种论争锻炼了道徒们的思辩能力，促使他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再加上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书研究的重视和提倡，因此到隋唐时，道教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采取了新的形态。这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对宋明理学的产生也有相当的影响。可以说，隋唐道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他们对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成为道教思想发展史上有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