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道教可划分为前後两段，即以明世宗为界。世宗之前，道教尚能得到统治者扶持，在上层社会有一定地位，特别是在明世宗时，受到尊崇，道教一度兴盛(主要是正一道)。世宗之後，道教与统治者的关系日渐疏远，社会地位下沉，加之自身不能作调适更新等原因，道教在组织规模、教理教义等方面走向衰微。

    明代统治者与道教：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後，制定了以儒教为主、三教并用的政策。他运用道教来证明其君权神授，并对正一道优礼扶持。明成祖朱棣继续尊崇正一道，尤其崇奉真武神，大建武当山宫观，使武当道教兴旺起来。明代皇帝中最为崇道的当数世宗，可与唐玄宗、宋徽宗媲美。他喜爱道教斋醮，尤爱建醮时所奏的青词，甚至以此提拔官员，出现所谓青词宰相，如有名的奸相严嵩即以青词起家，终至进入内阁。世宗又宠信道士，对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优礼有加，封为真人，领道教事。对邵元节推荐的道士陶仲文更授以「神霄保国宣教高士」，领道教事，并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加少傅，尊之为师。世宗还迷信道教方药和各种方术，希望以此求长生，并对进方药方术者封官赏赐。继世宗之後的穆宗，对道教予以抑制，革去正一真人名号，夺其印，改为上清观提点。到神宗时，又恢复正一真人名号，但天师地位已远不如前。明世宗之後，统治者对道教的崇奉日渐降温。

    明王朝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建立起更为完善的机构，以强化对道教的约束。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明室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道士身份证)等工作。管理机构的健全，使道教的发展处於政府的严格控制下。

    明朝政府尊崇和控制下的道教发展不平衡：在明朝政府尊崇和控制下的道教，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正一道受到重视，其政治地位高於全真道。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全真道修身养性，独为自己，正一道益人伦，厚风俗，对於稳定社会「其功大矣」。由於这样的认识，统治者更注重扶植正一道，正一道因此而较全真道兴旺。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以预告朱元璋「天运有归」的符命，受到优待，後被命掌天下道教事，由道教一派的首领升格为掌管整个道教。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继领道教事，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并诏命编修道教书。宇初博学能文，著书较多，所撰《道门十规》针对当时道教积弊，提出清整之方；所著《岘泉集》讲论天人之学以及老子之学与内丹道的关系，将内丹与符箓统一起来。此後历代天师都领道教事，地位甚高，除此之外，很多正一派道士受明室尊崇封赐，如刘渊然、邵元节、陶仲文等。明中叶以後，正一道由於道流素质低、对教理教制无建树等自身因素，加之统治者的疏远，在上层社会的地位日渐衰落，社会影响也减弱，组织发展停滞。

    全真道因与元室关系密切，加上明室起自南方，器重正一道的社会功用，故在明代主要活动於民间。明初全真道士最著名的是张三丰，关於他的传说民间流传很多，明太祖、成祖都曾多次派人寻访不得。以後英宗封之为「通微显化真人」，宪宗封「韬光尚志真仙」，世宗加封为「清虚元妙真君」。明代武当山全真道较引人注目，成为全真道以後发展的基地之一，如清代四川青城山的全真道龙门支派碧洞宗即由武当山传来。除张三丰外，明代全真道很少有影响的高道，受明室封赐者更少，与正一道士的显贵形成对照。政治上的失意，使全真道士更能集中精力拓展内丹学，创立了新的学派如东派，出现了博采众家之说的内丹学著作《性命圭旨》。明代全真道表面上沉寂，实际上却在民间活动，积累能量，为清代全真龙门派的中兴打下了基础。